中国企业家不仅喜欢研习德鲁克等现代管理学大师的真知灼见,胡雪岩、盛宣怀和诸位党国政治领袖的著作也被奉为圭臬。华为总裁任正非就用毛泽东理论武装头脑并征服世界。  清末,胡、盛各傍一派政治力量,甚至成为张之洞、李鸿章等朝廷要员的理财顾问。这些出能做官、入能经商的所谓红顶商人,坐享近水楼台带来的制度性红利。  如今,社会的政商生态仍然复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政商关系,顾雏军在不具备完全竞争实力的背景下,成功擒获科龙。而在顾雏军看来,他7年的牢狱之灾,从商界领袖到一无所有的悲剧人生,也都源于2004年中国证监会针对科龙的一份询问函。他因此迁怒于几位相关的政府官员。依靠政府关系得以参与科龙重组,又因为政府的不信任而最终出局。不过他对这些官员的指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传言和自己的分析、判断,缺少直接的证据。  暂且不定性顾雏军和政府官员的是非对错。2001年前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与当地政府在健力宝的产权改革方案上沟通破局,他被硬生生地排挤出企业,后又因“涉嫌贪污犯罪”被“双规”并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创业家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地方政府与企业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指出,民营经济面临三条大河,其中之一不能回避的就是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  顾雏军案饱含时代特征。前市场时代规则的粗糙与企业家的蛮横、政府的强制力夹杂在一起,造就了顾雏军、牟其中等一代草莽企业家迅速发迹的土壤,也为这些企业家一一陨落埋下伏笔。  在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仍然不够乐观。尽管“非公经济36条”,已经出台10年,但民营企业家应受到的公平待遇仍然没有落实。这不仅挫伤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挫伤了民间资本持有人投资的积极性,更阻碍了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和进一步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背靠大树积累原始资本。在中国传统文化缔造的政商关系旋转门之中,不少企业家显得如鱼得水,游戏规则灵活制定。如此积累的财富不仅风险重重,获取的过程也丧失了正义。在名至实归的同时,却未真正得到市场法则与文化两把真正的保护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利润的活动。”然而能真正领悟此观点的企业家并不多。创建国美两度封王、见证了大卖场“锁喉”家电厂商大势的黄光裕如今仍然身处囹圄。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也难逃牢狱之灾。  冯仑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面临着“原罪论”。实际上并非原罪,而是中国企业家在不完善的商业环境之下,过于灵活。  顾雏军等人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小,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  无规矩不成方圆,曾几何时,美的一度陷于被科龙收购的险境。但美的2001年完成了MBO之后,产权清晰,没有了复杂的政商关系羁绊,此后十年成长十倍,跻身“千亿俱乐部”。而科龙没有及早改制,2001年当大股东容声集团的债主临门时,匆忙将科龙卖给格林柯尔。  健力宝、佛山照明等企业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果这些地方明星企业更早、更系统地进行改制,引入现代化管理制度,“科龙们”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呢?  当一个商业领袖倒下,与其说是与其执掌的时代告别,不如说是与其代表的商业精神告别。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成功总是一种奢侈品。王石喜欢用巴顿将军的名言评价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对于褚时健王石称:
“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褚时健引发的企业商业伦理的热议和收购风险的警示,值得每一个企业学习。而对于顾雏军本人,牢狱之灾或许并没有耗尽其一生的运气。褚时健75岁卷土重来,笔者也希望看到一个重生的顾雏军,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挥别一个迷茫的时代!